東方觀點：有識之士擇地而居
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有不少都喜歡偶爾遠離城市的繁囂，走到山林鄉野間，清靜一下，或遠足野餐，或露營觀星，或在度假村屋與親友閒適地過幾天；主動接近大自然，除了享受較清新的空氣，還可以減慢平時過急的生活節奏，以放鬆緊張的精神。然而，如果你問這些城市人是否願意長居鄉間，相信他們絕大多數會表示不願意；城市生活無論在衣食住行和娛樂各方面都十分方便，而且選擇多姿多采，在城市住慣了，偶爾到鄉間稍作逗留，他們會樂在其中，可是，假如要他們在鄉下地方長住，恐怕連清新空氣都會化為悶氣了。
無論是古時或現代的中國，在鄉下與城市之間擇居，從來都是一個感情上的選擇。
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對在鄉間和城市之間移居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是其他文化沒有的。中國的科舉制度由漢朝開科取士開始，政治權力向民間的讀書人開放；科舉不只是為了通過考試以選拔最優秀的治國人才，否則取士便應只有「唯才是擇」這一標準，但事實上歷代取士大都依從地區均衡分配的原則，可見科舉制度還兼顧到地方代表性。因此，很多透過科舉而當官的人是來自農村的讀書人，這些鄉間的讀書人形成中國古代獨有的耕讀文化。
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對鄉間和城市的分別有一個政治上的理解：城市是政治活動和權力的所在，到城市去，代表參與政治（至少是企圖參與政治）；鄉間的生活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說「帝力於我何有哉」（《擊壤歌》），到鄉間生活，代表遠離政治，即所謂「退隱」也。
退隱，不只是隱居，還有從官位或其他政治活動中退下來的意思，否則就談不上是退了。隱居其實不一定要在鄉間田園，有些人甚至認為「小隱隱於山，大隱隱於市」；至於退隱必定是到鄉間去，那是由於鄉間才有「退」的象徵意義。
事實上，古代很多讀書人都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退隱的：因為仕途坎坷，官場失意，再混下去也沒什麼好處，便只好退下來，歸隱田園；另一些則較高潔，是因為政治腐敗而不願繼續參與其中，體現了儒家理想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 • 泰伯》）。儒家參與政治的最高境界，是孟子對孔子的形容：「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孟子 • 萬章下》）不得已而酸溜溜的退隱，是等而下之的。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也許還有「退隱」這個概念，但那已經不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因為現代的政治無處不在，而且由於鄉村和城市之間的交通方便，鄉村也有電話、電視、互聯網等資訊服務，即使住在鄉村，也未必是真正的隱居了。
有趣的是，今時今日來自鄉下的亞洲年輕人要真正融入城市，也不是容易的事，因為「來自鄉間」這個身份成了被歧視的標籤。最佳例子莫如最近憑〈我是范雨素〉一文在網上「爆紅」的「鄉間作家」范雨素，她這篇自傳式的文章講述自己如何從湖北鄉下的家來到北京，最後在一個富裕的家庭內當褓姆的故事。文章內容豐富，筆觸樸實而細膩，感人至深。可是卻有不少住在城市裡的人對她的文章諸多挑剔，總是要找些理由來貶損她，這種態度恐怕只是基
於「城市人看不起鄉下人」這種源遠流長的心態而已。
西方觀點：我們需要改變城市的價值觀
聯合國於2014年宣佈全球首次有半數以上人口居於城市。至2050年，都市人口更會佔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雖說城市稱霸全球不過是本世紀才出現的現象，但幾千年來西方哲學都是不折不扣的城市產物。城市塑造歷代思潮的輪廓，一如摩天大樓構成現代都市的天際線一樣。
西方哲學發軔於古希臘，在當時最偉大的雅典城邦茁壯成長。這背景幾乎肯定影響到哲學家思考人生的著眼點，以及他們所得出的答案。例如阿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人生，是生而為雅典的自由人，可以享受奴隸的侍奉，而不是生於伯羅奔尼撒的農民，終生都要與大自然辛苦搏鬥。他的結論是，人生的至善莫過於沉思默想，而只有像他那樣的城市人方能享有這種生活方式。至於柏拉圖，當他構思心目中的理想國時，亦是以小城邦為藍本，而非廣袤的帝國或國民人數不多的小國。
邁進現代，城市仍是孕育哲學的搖籃。啟蒙運動在阿姆斯特丹、巴黎和愛丁堡大放異采，這三個城市都是貿易樞紐，海納百川，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前來做買賣和交流，難怪理性的概念能夠超越時間和地域的限制，成為普世標準。
西方人習以為常，渾然不覺這種思維方式是他們的思想特質。他們認為哲學是普世共通的，我去年在夏威夷出席以「地域」為主題的東西方哲學家會議時發現，只有西方哲學家無視地域概念。席間，各地學者就議題踴躍發言，但研究西方哲學的與會者卻沒有多少話可以講；而我應付的方法，就是談論西方哲學中缺乏「地域」這一概念。
圖說東西： 在餐廳內
城市生活的其中一個特色，是人情薄如紙。你每天碰到的人，大部分是不相識的，當中許多人亦從此不再相見。因此，西方哲學文化產生出以客觀自居的倫理哲學並不為奇。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誕生的功利主義。當時工業發展蓬勃，工業革命正以全速前進，能夠造福最多人的就是善行，而惡行當然就損害大多數人的福祉。被你損害或得益於你的人，跟你個人有什麼關係並不重要。正如功利主義始祖邊沁的格言謂：「每個人的權利應被視為處於等同地位，沒有人的權利比其他人重要」。此說在重視親戚朋友關係的農村是很難引起共鳴的。
也許，來自城市的西方哲學最大的盲點，就是對自然界的普遍漠視。17世紀英國哲學家Hobbes著名的文明定義，就是與「自然狀態」的對比。在他眼中，自然界是一場草木皆兵的戰爭，物種互相廝殺，生命「險惡、殘暴而短暫」。Hobbes的誇張修辭反映西方哲學界普遍存在的偏見。對哲學家而言，野性的大自然是理性社會的反面。原始人在野外如魚得水，只有文明的思想家才能隔著理性的距離來了解大自然。
盧梭可說是持相反意見人士中的表表者，他對當時以啟蒙自居的巴黎嗤之以鼻。雖然說他提倡回歸「高貴的野蠻人」的年代是穿鑿附會，但他確實認為在現代社會迫使我們大量聚居於城市，以房屋和街道將人與自然隔離之前，人的存在的確較簡單純粹。
今天，與其說盧梭的言論是浪漫的感歎，不如說是具有遠見的預言。雖然城市的活力和創意依然備受世人推崇，我們卻愈來愈意識到城市生活帶來的問題。城市人的精神健康問題較為普遍；貧富不均亦在城市更加猖獗，城市裡的富人左右世界大局，而貧民則為糊口而成為服務富人、遊客和商務旅客的廉價勞工。
城市將永垂不朽。但哲學也許能幫助我們尋回部分失落於鄉野的價值，使我們能建構一個更人性、更人道的城市環境。桑德爾和沃爾澤等社群主義思想家主張雙管齊下，透過建立實質的人倫關係和抽象價值，促進社會團結。提倡「關懷倫理」的Carol Gilligan等人亦強調情緒和人際關係在道德體系中的重要作用。至此，令個人在官僚體制內變得面目模糊的城市價值，終於與鄉野一直持守和重視的人倫關係取得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