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許多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香港人一樣，非常熱愛周星馳的電影。當時正值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銀幕上不乏閃耀的明星；然而，周星馳卻比其他電影人更能引起香港觀眾的共鳴。原因不單因為他經常飾演一般人容易認同的小人物，同時也因為他的電影經常對香港主權即將交回中國大加挖苦。
無論是在《賭聖》中飾演來自內地的鄉下仔，還是戲仿鐵金剛電影的《國產凌凌漆》，周星馳的電影都能捕捉到1990年代初香港人普遍的心態：市民對本地文化深
感自豪，而對於即將來臨的主權移交則深感憂慮。
我父親當然亦不例外，因此他於1991年把握機會，帶著我們一家移民加州。當年約有60,000名香港人移居海外，我父母、姊姊與九歲的我，是其中的四個。一年後，移民數字達到最高峰的66,000人。
我們一家在加州北部一個小城定居，每個星期日媽媽會帶著我，到車程約一小時的一家華語錄影帶店去，租借最新的港產片回家看。這些電影成了我與香港唯一的聯繫。 我終於成功融入美國社會，15、16歲時言行舉止就跟一個美國土生華人ABC無異，愛好hip-hop音樂文化和NBA職業籃球賽。
由於不想同學將我當作新移民，於是我假裝不會講廣東話，也不再看港產片，與出身香港的根源分道揚鑣，徹底地將香港文化拋諸腦後。
從此我不再想起香港，直至2007年。當時我25歲，很想到外地旅行一趟，然後再回到職場拼搏。決定到香港去，是因為碰巧找到非常廉宜的機票。我還記得我跟朋友們說：「我大概是去中國吧。」
但是當我甫踏出在旺角停站的機場巴士時，卻驚喜地發現，這個城市跟16年前留在我腦海中的記憶一模一樣，喧嘩、混亂，還有華洋雜處所產生的獨特港式文化依然健在。我在香港的時光十分愉快，原本打算逗留兩個星期的旅程變成四個星期，再變成八個星期。我留在香港第二個月時，有人找我為一本時尚生活雜誌寫一篇港產片的影評，於是我決定在此「住一年」。一晃眼十年過去，現在我依然人在香港。
我當然不是唯一回流香港的移民。根據《南華早報》於2013年所作的分析，在1997至2011年之間，有逾65,000名海外移民回流香港。其後六年間這個數字不斷增長。
每個人回流香港的理由都不同，但不少人是因為這裡機會眾多。香港不但保持本身的文化活力，同時也因為過去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而受惠。我現在的工作是報道消費科技的最新動態，現在所有科技硬件全都是在深圳那裡製造的。這個發展是15年前任何一個科技迷都預料不到的。
至於我童年時深愛的香港事物，例如講廣東話時夾雜英語；塗上厚厚的花生醬和煉奶的格仔餅；深水埗的黃金電腦商場；車速驚人的紅色小巴等，全部依然故我，半點也沒有改變。主權移交並未奪去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只是為他們帶來了不少新的機遇。
還有，周星馳仍在拍戲，而且在中國同樣深受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