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安眠》、《危急關頭》、《嘔吐》、《無路可出》都是出自存在主義大師尚–保羅．沙特的手筆，這些小說和劇本的題目令人沮喪，你可能以為與這些作品的作者一起旅行，一定毫無趣味可言。可是，與尚–保羅．沙特一起去旅行卻肯定是一件有趣而令人難忘的事。
沙特可說是典型的痛苦的存在主義者，就如紅磨坊是花都風情的象徵。但是，正如這家著名的歌舞廳已經變成宰割遊客的陷阱，沙特曾經生活過的巴黎大部分亦隨著時間消逝了。當年一眾存在主義者經常在左岸的咖啡室相聚，是因為他們經濟拮据，無法負擔在簡陋的家中開暖氣。現在，大批的人前來古老而迷人的聖日耳曼德佩區，到昔日存在主義者們聚腳的地點，如花神咖啡館與雙叟咖啡館等朝聖，付大約5歐元（48港元）的價錢飲一杯意式特濃咖啡。他們點了咖啡之後，在咖啡室坐上數小時仍不肯走，只會換來侍應的白眼，嫌棄你佔著桌子，令他們無法多做生意。
時光回到1945年，當時巴黎物資不足，糧食用品等都要配給，生活艱苦，毫無歡樂氣氛。淪陷期間，由於懼怕告密者舉報，知識分子不再在咖啡室內作公開辯論，即使巴黎光復之後，這種陰影仍然揮之不去。在這種環境和氣氛之下，沙特非常渴望離開巴黎。因此他把握機會，擔任《Combat》的美國通訊員；這份報紙由他的老友兼對手，同樣也是存在主義者的卡繆擔任編輯。
可是沙特發現，美國官方擁護的個人主義背後，隱藏著一種偏狹而墨守成規的心態。紐約以數字命名的棋盤式街道，正是這種心態的具體展現，「這些街道看來一模一樣，有沒有街名都沒有分別。」
而他筆下的普通美國公民則是「當他的言行舉止跟所有人都一樣時，他就覺得最合理，也覺得最像一個美國人；顯示自己循規蹈矩就是他感覺最自由的時候。」對於沙特來說，自由是每個人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並且勇於挑戰政府。美國式的自由不過就是行使消費選擇權而已，除此之外，對於國家仍然高度效忠。主張自由的哲學家與號稱自由的國度在此發現他們之間彼此矛盾，格格不入。
這可能解釋了為何沙特會有以下這個自相矛盾的說法：「我們在德國佔領時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在佔領者嚴苛的統治之下，法國人被迫認清一件事，就是他們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一個可能帶來致命後果的選擇。在人人都感到安全與不受束縛的美國，大家都將自由視為理所當然，因而忘記了如何真正運用自由。
也許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巴黎在安享了數十年的太平盛世之後，迎來了美國式的自由。50年前的這個月，你會見到沙特在左岸的街頭發表演說、派發傳單，支持由學生領導的罷課罷工行動，幾乎令當時的政府倒台。當年曾經被五月風暴橫掃的街頭，現在高級藝廊、精品店與餐廳林立，變成供奉消費選擇的殿堂，不再清醒而嚴肅地從存在主義的角度來思考真正的自由。
今天最具有正宗沙特氣息的地方，或許就是巴黎以西兩個半小時車程的勒阿弗爾港。這是法國的第二大港口，沙特於1930年代曾經在當地的學校教書；他的第一部小說《嘔吐》以虛構的Bouville城作背景，就是以這個港口為藍本。當年的勒阿弗爾港於二次大戰時受到盟軍轟炸，八成半遭炸毀，戰後按建築師Auguste Perret的計劃重建，現已因為「以創新的方式發揮混凝土的潛質」而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
勒阿弗爾港重建後採用美國的棋盤式街道設計，沙特當然不會認同；不過他的小說以這個城市為背景，並非因為他喜歡這裡。小說的主人翁Antoine Roquentin是個年輕人，對存在的平庸與虛無感到十分厭倦。市內有一條文學海濱長廊，沿著長廊有20張長凳，上面記載了與本市有關的文學典故，其中一張長凳上介紹的，就是Roquentin獲得頓悟的公園。沙特有本小說名為《無路可出》，他當然不會藉觀光旅遊來逃避現實。如果你與沙特一起去旅行，就要有心理準備去面對難以接受的醜陋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