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亡母大約在40年前寫了一篇文章，投稿給荷蘭一份現已無人認識的英語僑民
雜誌。
文章標題是〈新移民母親〉。當時母親年輕而漂亮，在文章內更自謂「曾接受良好教育，衣著得體」。可是，她卻在文中慨嘆，因為自己無法正確發出荷語的「R」捲舌音，令她的大兒子（即是我）在人前感到難為情。
1976年，父親從倫敦被調往荷蘭工作，於是我們舉家遷居。「突然之間，我們不再貧窮，」母親寫道。「我可以在麥當勞為Simon舉行生日會，然後再招待小朋友在家裡看電影。可是兒子卻猶疑起來，怕我會於人前失禮。我答應他到時會小心謹慎，不問多餘的問題，並準確發出『oo』和『ee』的音調。他終於同意邀請七個八歲小孩來家裡參加生日會。」
結果，她如此記述：「真是失禮，大夥兒表示從未參加過這樣的派對，他們的派對完全不是這樣的。」母親在情急之下，開始說起英語來，最後派對在一團糟之中草草收場。
作為在異地長大的「第三文化孩子」（英文簡稱TCK），我也讓我的兒女承受相同的經歷。2002年，我以60,000英鎊（60.8萬港元）在巴黎買下一個公寓單位，從此在花都安居樂業起來。不久之後，我結識了一位從美國來的漂亮同事；我倆至今仍住在那裡，還育有三個孩子。這當然是令人欣喜的，可是我也曾擔心，身為第三文化孩子，對他們所造成的破壞，會比一般人的家庭生活更甚。
身為一名TCK，或是養育TCK兒女，往往令人感到困惑。由於小孩會反過來教導父母認識當地的語言和文化，正常的親子關係亦因而顛倒過來。記得有次我去日托中心接女兒Leila（當時她兩歲），問起保姆她有沒有說法語，那女子隨即表示：「有啊！前幾天我們說起『cuillères』（湯匙）時，她全都明白。」
說時遲那時快，Leila蹣跚地從遊戲室的另一邊走過來；她一直在聽我們的對話，以備在必要時出手拯救說得一嘴蹩腳法語的老爸。她邊走邊向我大叫「Thpoons！」試圖告訴我那個法文詞語解作湯匙，真要感謝這個乖女兒。現在，每當我在公眾場所開口說話，我的孩子都感到尷尬萬分，如同我當年聽到母親說荷蘭語一樣。
大部分人認為身份認同是件簡單而理所當然的事。但是在異地成長的TCK孩子卻沒有這種感受。今年夏天某日，內子和小孩入籍法國，他們出席過在先賢祠（在巴黎的法國偉人陵墓）舉行的儀式後，正式成為法國公民。禮成後，我們到咖啡館吃牛角包慶祝，期間我問起他們的感想。
我的女兒（現在已經11歲了）說：「我不覺得有什麼不同」，然後抱怨有個官員在儀式中不斷吵鬧地檢查音響，十分擾攘。我告訴她一個世紀後，她在里約熱內盧或東歐索菲亞的曾孫可能會焦急地東翻西找，搜尋她的歸化文件和證書。
內子也沒有因入籍而突然變得更「法國」起來。她嘀咕：「我希望會再瘦一點。」至於我兩個兒子，一個表示「就跟平時一樣」，但卻對馬克龍總統沒有出席感到失望；另一個則聳聳肩說：「我已經是法國人了，不用做什麼來令自己更像法國人。」
這就是了，他們已經是法國人，但同時也是美國人和英國人。應付這複雜的身份，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困惑，他們游刃有餘；而作為一個TCK，他們擁有一種先天的優勢：由於他們能夠適應不同的地方，就不會感到備受束縛，可以自由翱翔。如果在一個地方生活不如意，大可移居他鄉。
這種流動性令民粹主義者感到忿忿不平，他們認為我們這類人是無根的全球化精英，與文化背景單一的人南轅北轍。英國作家David Goodhart將英國脫歐與特朗普當選描寫成認同「某處」的人對認同「任何一處」的人的大報復。
我自己既不感到飄泊無根，亦不覺得與他人關係疏離。作為一名TCK，每一天都像是上訓練班，訓練你了解別人的文化。在英國上大學時，我身邊全是文化背景單一的英國人。我跟他們結為好友，在他們散佈全國各地的老家借宿，拜訪他們的父母，和他們一起看喜歡的趣劇，愛上他們的文化之餘，同時跟荷蘭的同窗維持友誼。
現在我年近半百了，兩地的朋友跟我依然親厚。我們是彼此孩子的教父母，關係親密有如家人。我從不覺得文化背景相異會形成隔閡，影響我跟兩地的朋友交往。我感到輕鬆自在，不是因為我身在某個地方，而是因為我跟某些人在一起。這就是我所歸屬的「某處」了。
小時候，當我閱讀Judith Kerr的半自傳式兒童小說《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時，開始接受自己身為TCK的命運。該書講述一個猶太裔德國家庭從柏林逃往巴黎，再輾轉移居倫敦的故事。其中一段寫到女兒問父親：「你覺得我們最終可以將某個地方視為家鄉嗎？」父親答道：「我們不會像一般人那樣生於斯長於斯，然而我們會在不同地方生出點點家鄉情懷，這樣也不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