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藝術家君士坦丁住在澳門小島路環的西南面一隅，他每個星期乘船前往位於香港島東北面的工作室。這趟橫跨兩個中國特別行政區的渡海航程大約一個小時，他會利用這段時間處理各種私人事務，免得下船時「千頭萬緒，一片混亂」。他表示，頭腦清醒才能展開一天的工作，「然後就陷入有如無政府的狀態，我會將所有東西都攤在地上。」
「亂中有序」是君士坦丁的作品特色。他最為人熟悉的作品就是那些看起來並非善類的小人兒，例如賭徒、妓女、脫衣舞孃等，擠在洋溢超現實主義色彩的景物之中，令人聯想起荷蘭畫家Bruegel及Hieronymus Bosch的作品。乍看之下，他的作品似乎是對傳統致敬，但仔細端詳，卻會發現當中蘊藏顛覆傳統的內涵。
他在1992年離開了家鄉，由全球面積最大的國家，來到在地圖上只是一個小點的澳門。當時，這個蕞爾小島亦即將展開一趟蛻變的旅程，從昏昏欲睡的小城，搖身一變成為舉世聞名的東方賭城。對於臉上總是掛著燦爛笑容的君士坦丁而言，這些都是上佳的素材，讓他可以創作出異常荒誕的藝術品。
他生於中俄邊境城市海蘭泡，孩提時期已經醉心藝術。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年代，藝術品與建築全都是龐然巨物，包括在中國境內黑龍江畔凝視著人民的毛澤東肖像。君士坦丁畢業於海參崴美術學院，當年宏偉巨型的藝術品大行其道，他就在這種浪潮的薰陶下成長。
但蘇聯解體了，他也不得不作出自我調整。當他離開俄羅斯時，保守單一化的蘇聯政體即將被超現實的混亂場面取代：計劃經濟制度崩潰，令某些人以可疑的手法致富；東正教教會再度復興之際，色情物品和賣淫行業亦同時在社會上泛濫 。
或許這一切正好解釋他的作品所呈現的矛盾，介乎喜劇與悲劇、神聖與世俗、古板與天馬行空之間。難怪在他澳門家中的小工作室內有兩個沒有指針的時鐘，他以一副超現實主義者的口吻說：「它們提醒我，時間不是用數字來衡量的。」
他的生日是1964年11月8日，卻因為11月7日是俄羅斯革命紀念日，同時也是革命家Leon Trotsky的生日，於是他總是提早一天慶祝生日。不過歷史顯然已深植於君士坦丁內心，因為他喜歡在畫布上描繪各式各樣的歷史人物，例如維多利亞女王、邱吉爾和黑幫頭目Al Capone等，這種時候日期就很重要了。
抵達澳門不久之後，他明白到想在異鄉生存，就得有兩手準備，這一點至關重要。他原來的計劃是追尋夢想，當個藝術家，但這個夢想不能太大，必須限於可以掌握的範圍內。「這個夢想微不足道，卻讓我醒悟，這裡若沒有人需要我，我就什麼也不是。」他的另一手準備是做平面設計，這份工作可以養活妻子Galina（一位鋼琴演奏家及音樂老師），還有子女Max和Sasha。
他至今仍以自己的方式不斷調整理想。他在澳門的家非常漂亮，裡面有落地玻璃窗、高及天花的書櫥和小型三角鋼琴。他卻擔心別人會說這座房子太奢華，他解釋：「對一般人來說，空間是奢侈品，但是對藝術家來說卻是必需品。」
巧合的是，20年前他接受本文作者訪問時，也表達過同樣的顧慮。當時他在毗鄰的氹仔島租了兩個小單位，一個用來當住家，另一個則是工作室。就算在那時候，他也不希望讓人覺得他會背棄自己的原則（他那個時期的作品，其中一個題材就是刻劃事業至上，追名逐利的醜陋嘴臉）。
20年過去了，今時今日的藝術界已脫胎換骨，發展蓬勃，起碼香港確是如此。然而，儘管君士坦丁在2007年代表澳門參加威尼斯雙年展，2016年在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行個展，作品亦獲M+（將於明年在香港開幕的視覺文化博物館）購藏，但他卻看淡港澳兩地藝術家的前景。他在博物館舉行個展期時，大門入口處有一輛汽車每晚定時發出有如雷擊的閃光；而他本人就有如那道閃光，對當前的藝術界作出激烈的控訴。
他希望在今年春季出版一本藝術家手冊《Manual for Artists》和一本藝術收藏家手冊《Manual for Art Collectors》；這兩本書均屬於一個持續項目「Artists’ Liberation Front」的一部分，該項目回顧藝術史，並質疑畫廊、博物館及藝展對於藝術品的商業操縱。（我問他會否參加巴塞爾藝術展，他表示：我有時參展，有時不會。今年不會。）
他的分析令人沮喪。「年輕藝術家經常向我提出天真的問題，而我總是澆他們冷水。」他凝視著窗外的海邊，說道：「說真的，我是萬中選一的幸運兒。但現在我也覺得未來藝術發展的路向有問題。博物館和藝展定下各種教條和框框，令藝術家處處碰壁。例如你想畫油畫，他們卻想要錄像裝置。」
至於澳門的藝術界，他說：「藝廊有時會問我的意見，我一樣向他們澆冷水，我很挑剔。由於沒有市場，因此政府提供津貼，讓他們維持創作。藝術家的素質很差，就連一般人都看得出。」
然而，他卻為自己找到立足點，而且事業發展一帆風順；不過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快樂的矛盾。後來他這樣形容澳門：「我喜歡這座小城，這裡就像（哥倫比亞小說家馬奎斯多部作品中的虛構城鎮）Macondo。馬奎斯為了講述各種光怪陸離的故事而創作了這個地方，澳門就是Macondo。」但他尋找的，是讓他有更大發揮的空間。三年前，他把房子轉按，買下香港柴灣一個2,000平方呎的工作室，現在他一周有數天在這裡工作。他說：「沒有香港我就活不下去。」
同樣的，沒有俄羅斯他也活不下去，他每年回鄉多次。「我把兩根手指插進泥土裡，就能充電⋯⋯」他一邊展示如何從故鄉汲取能量，一邊大笑著說：「不過我也正在學習於熟悉的環境以外工作。」
去年11月，他在倫敦舉行一連兩個展覽的第一個。他把這兩個展覽命名為《Ambitus I》和《Ambitus II》，這是一個音樂術語，意思是音域，指從高到低的一系列音符。這個字也暗示了他的遠大志向。他認為藝術家在目前的世界機會愈來愈少，因此他必需以「打游擊」的方式為自己爭取。他說：「這是你可以追求得到的最佳體驗。」
剛於上個月結束的《AmbitusI》在BuryStreet街的Rossi&Rossi藝廊舉行；
而《AmbitusII》由即日起至月底在Dover Street街的藝術俱樂部TheArtsClub展出。這種二元化的展覽方式完全符合他的個性，而展覽的規模，自然也有大小之分。
君士坦丁的靈感之源
「我喜歡杜象，因為他對小資產階級持反叛態度。現在大家都把他奉為大師，但他其實是個喜劇演員。」
「達利的早期作品令我歎為觀止。我在2017年參觀了倫敦皇家學院舉行他和杜象的作品展覽。」
「HieronymusBosch及PieterBruegel兩人的作品我不但喜歡，也十分佩服。我喜歡的藝術家經常改變，但總有他們兩位。」
「書是開啟想像力的重要元素。我正在聽比爾布萊森所著的《萬物簡史》的有聲書，書中內容將一些互不相關的事物在我腦海裡連結起來。」
「音樂是我的必需品。至於聽什麼則隨意選擇，從俄國電台、墨西哥饒舌、馬勒的《第六交響曲》或女兒Sasha在聽的音樂我都會聽，這些聲音能刺激我的想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