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變得愈來愈美好。其實，「人類不斷進步」這個觀念是源於西方的，而且要到18世紀的啟蒙時代才開始流行起來，主要是基於對人類理性的強大信心。300多年後，我們見到人類在知識和科技上的進步，都是運用工具理性的結果。

可是，工具理性不能幫助我們決定行為背後的價值取向，例如「人應該如何過活？」、「什麼事物值得追求？」、「怎樣才是豐盛的人生？」、「人生有意義嗎？」等問題，工具理性都無法提供答案；因此，無論人類在物質生活方面有多麼大的改善，精神生活上面可說毫無改進，甚至是退步。

啟蒙時代的理論家以帶著新思維的目光來審視古老的方式與習慣，但是中國的思想家則大多有崇古的傾向，早至孔子，已有復古的訴求，他特別崇拜周公；《論語．八佾》中記載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嚮往的，是周代的禮樂，禮樂不是外在的文飾，而是能確立人文秩序與價值的制度。

其後中國的眾多思想家，莫不師法孔子而崇古，要等到清末的康有為，才清楚地表明相信人類會不斷進步；他在《大同書》裡論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三個階段，即由「據亂」進為「升平」的小康社會，再進而為「太平」的大同社會。不過，康有為的論述還是要訴諸古代著作《春秋》和《禮記》裡的理念，而且他著重的，仍然是恰當的價值而不只是物質進步。

世界會變得更好嗎？若是在人類的知識、科技，以及物質生活方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可是，若在價值取向和精神生活層面來看，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現在東方的教育系統不斷強調工具理性和STEM（由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四個學科首個英文字母組成），不重視能培養恰當價值的人文學科，只會令情況變得更壞。

法回到過去，只能不斷前進。對於許多文化而言，「黃金時代」往往已成過去，但對西方來說，則仍然尚未來臨。

這種思考方式幾乎可以肯定來自基督教。猶太教教義認為，彌賽亞的任務是帶領上帝的選民重返應許之地；而基督教則認為彌賽亞再臨時，將會建立新耶路撒冷。因此，救恩並非復興舊有的秩序，而是創造嶄新的世界。

2,000年以來，基督教主導西方文化，令這種思維同樣深植於世俗哲學當中。正如王偉雄亦指出，歐洲啟蒙運動摒棄神聖啟示而擁護世俗理性之餘，仍延續基督教對於邁向更美好未來的觀念；只不過他們所倡導的並非因信仰得永生，而是透過世上的理性而得救罷了。

20世紀毫不客氣地質疑這種樂觀的論述。「進步」似乎不但令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在危機四伏的工廠裡勞動，更令他們淪為沒有靈魂的機器，然後兩次世界大戰均造成毀滅性的破壞，第二次世界大戰更以兩次原爆告終，令生靈塗炭。

因理想幻滅而衍生的現代主義，令許多人抨擊啟蒙運動所種下的禍根。當中以德國哲學家霍克海默和阿當諾的思想最廣為人知，兩人認為啟蒙運動本身「導致法西斯主義出現」；對人類理性、科學和進步的信心，造就機械化和去人性化的社會，就連個人尊嚴也被抽象的理想泯滅淨盡。

這種觀點固然失諸偏激，但人們對進步的信心確實已大不如前。現在，人們更常預期未來將會是惡托邦，而並非烏托邦。《2020》等科幻電影和小說所描繪的未來，充其量是一個充滿暗黑、暴力而且喪失正常功能的社會，甚至是一片劫後餘生的末日景象。這種悲觀情緒現在似乎已是自然不過，令我這個深愛《2020》的影迷，也對廣受好評的續集《銀翼殺手2049》卻步。我深受續集永遠不及原作的觀念所影響，而這種現象正好說明，就連流行文化也對過去比未來更為熱衷。

西方要面對的問題，是在對未來失去信心後，頓時感到前路茫茫。人們無法總是懷緬美好的過去，可是，我們長久以來對進步說深信不疑，已無法相信歷史上的任何一段時期能夠為今天提供另一個更佳的選擇，結果形成一種文化無力感：人們相信人類最光輝的日子早已消逝，而且無法重回那段美好的過去。這種感覺甚至令人對未來充滿消極的預期，認為隨著歐洲失勢、中國和印度抬頭，西方文明將會從此一蹶不振。

要根治這種深植靈魂的弊病，是回歸啟蒙運動的懷抱，而並非對它退避三舍。啟蒙運動最優秀的思想家並沒有主張西方的現代性意味著要盲目信奉進步的理念。正如歷史學家Jonathan Israel所言，進步的理念「往往衍生自強烈的悲觀情緒，以及人類處境面臨的危機和挑戰。」

西方思想自詡已具備所有必需的知識和智慧，因此更美好的世界已是囊中之物，結果誤入歧途。它需要對進步的可能性重拾信心，同時認知進步非得倚靠實際的努力和知性的鑽研不可。要實現這一點，西方必須不再把亞洲和印度視為威脅，並且將這些地區的發展也視為人性整體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