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文化孩子

一個夫子自道的故事

全球共有2.44億所謂的「第三文化孩子」,Adam White是其中一位,他向我們細說箇中的苦與樂。我們亦在香港這個「第三文化孩子之都」訪問了其中幾位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你從哪裡來?」不過對我來說,這得要費一番唇舌才能說清楚。

「香港。」

「你不像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你其實是哪裡人?」

「我有一半英國血統,一半華人血統,在香港出生,中學時到英國求學。我現在定居香港,以前亦曾在英國生活和工作。沒錯,我會說中文,亦以香港人自居。不過,我沒見過英女王,也沒見過習近平。」

這種地域身份危機有個名稱,叫「第三文化孩子」,而置身這種處境的人,不止我一個。

你從哪裡來?

「第三文化孩子」(英文簡稱TCK)的正式定義如下:一個人在成長期間,有大部分時間在父母本屬的文化土壤以外生活。他們並不屬於父母出身的文化背景,又不純粹認同居住地的文化;他們糅合兩種文化背景,發展出第三種文化,形成獨特的身份。

這個詞語由同為人類學家的John和Ruth Hill Useem夫婦於1950年代創造出來,原本用來形容旅居印度的美國僑民的子女。這是個非常概括的詞語,可以用來形容駐外美軍、傳教士、外交官或商人的子女,甚至香港獨有的跨文化兒童都適用。而世上最著名的TCK,也許非奧巴馬莫屬,他的父親來自肯亞,母親是美國人,童年則在印尼和夏威夷度過。

你是誰?

不過,一個定義、一種分類甚至一位總統,並不足以代表我們這一類人,因為我們其實是一股潮流。2016年聯合國發表一份全球人口研究報告,顯示國際移民(即是離開出生地往另一個國家居住的人)的數目達到2.44億,較2000年急增四成一。這個研究同時顯示,國際移民的增長速度,較全球人口增長更快,成為人類史上遷徙最頻繁、最急促的年代。

研究TCK現象的專著《Third Culture Kids: Growing Up Among Worlds》其中一位作者Ruth Van Reken表示:「這種現象幾乎已成為新的常態。」Van Reken本身也是一名TCK,她於尼日利亞和美國長大,自1984年開始研究TCK的現象,並與他們共事。「我第一次出席會議時,社會學家Ted Ward博士表示TCK是『未來公民的原型』。現在,我們離此不遠矣。」

這2.44億國際移民中到底有多少人是TCK?這很難說,因為數字包括了僑民、難民和移民。但Van Reken指出,當中的界線已變得比以往模糊:「現今的世界,移民不停遷徙,由於他們有更多機會,因此較昔日移民更容易發展出第三種文化。」所以我們可以說,TCK在人們遷徙的一刻就已經誕生。

你有什麼特點?

要界定何謂典型的TCK並不容易,不過我們也有不少共通點。人們大多認為TCK在社交上有較強的適應力,在思考上不易受成規局限,並且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件事。如果你想在新環境中如魚得水,這些技能都是十分重要的。研究顯示我們大多數擁有高學歷,事業成功,在任何環境都能揮灑自如。

我們亦大多家境富裕,畢竟到海外升學或入讀國際學校,學費並不便宜。我們通常能流利地講至少兩種語言(雖然我的廣東話只是馬馬虎虎,而且普通話更糟糕)。我們通常有種不易辨別的口音,我自己的腔調就視乎說話的對象而改變,有時是一口英國上流社會的腔調;有時是大西洋地區拖得長長的腔調;也可以像道地香港人般在字詞或句子的末端加個「啦」字。TCK經常為求學、工作和玩樂而踏上旅途,單是今年上半年,我就曾在五個月內到過五個國家,下半年還會到另外四個國家去。由於親屬散居世界各地,計劃假期的行程總令我們頭痛不已。

旅行在每個TCK的心中佔有重要地位,我們有不少在學懂走路以前就已經搭過飛機了。長大後,我們依然馬不停蹄,因為我們將自己視為一種到處探索的生物,並非安於落地生根的族群。如果可以到遠方漫遊,TCK絕不會甘於呆在家裡。我雖然視香港為家,但我總愛說成這是「目前擇居」的地方。在我們的眼中,這個世界的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

TCK與互聯網可說是天生一對。這些終日搭飛機到處去的世界公民完全是為了Instagram而生的,因為這個社交媒體令異國風情得以表彰。試想像一下,在Instagram上的個人簡介欄上列著「香港/倫敦,世界公民|環球創意工作者」這樣的一行字,字裡行間不但流露自豪,還有點自鳴得意。

TCK在紐約、倫敦、香港等大城市最感自在,因為在這裡總會遇到擁有相同經歷的同類。我們很難接受性質單一的事物,因為這些東西令我們感到像在向後倒退,我們不想倒退回那個我們已經遠離的世界。TCK彼此分享共通的經驗,而非人云亦云的流行文化背景。我們回憶相似的旅行和成長體驗,與人交往的經歷,而且經常身在此地之際,往往卻極度渴望一嚐彼方的道地食物。我在倫敦時,老是想吃雲吞麵;回到香港後,卻又不惜代價都想弄到一塊正宗車打芝士。

Ruth Van Reken說:「無論文化背景多麼南轅北轍,TCK都擁有一種共通的情懷,而這種情懷是超越文化差異的。來聽我演講的人國籍大不相同,因此有些東西在表達時總會受到文化的局限而無法準確溝通;可是當你談到內心的情感,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感受,或是向心愛的城市道別等經驗,那些都是能引起人類共鳴的感受,不受傳統將人分別歸類的方式所限 。」

你如何為自己定義?

每個第三文化孩子的內心總會有以下幾個問題:「『我』是由什麼來界定的?我屬於哪個地方?我的根在哪裡?我真的擁有一個家鄉嗎?」

這些問題從沒有困擾我,我一直認為這些不過是自傷自憐的廢話。可是跟其他TCK談論得多了,我發覺這些的確是他們的切身問題(參閱42頁同樣是TCK的Simon Kuper的文章)。畢竟,地球上每一個人都會尋找身份認同,而TCK在這方面比一般人要來得困惑。

事實上,也有TCK將纏繞他們的失落、愁緒和孤寂紀錄下來。Van Reken解釋道:「離開尼日利亞時,我的世界就此整個失去了。」她表示要過了好多年之後,她才明白這就是失落的感覺。飄泊的童年有時令TCK難以跟其他人建立深厚的關係。Van Reken繼續說:「TCK可以相識滿天下,但對於更親密的關係卻往往裹足不前。」既然認識的人早已(或終有一天)各散東西,又何必與人交心呢?

以TCK的標準來說,我在香港成長、英國旅居,再回香港生活的經歷,算是相當簡單了。我那英中混血兒的身份,在香港不見得有何特別,走在街上,擁有泰國/緬甸/印度或瑞典/日本/蘇格蘭血統的混血兒大不乏人。我的成長牽涉兩個國家,我要裝成什麼人呢?

一位榮譽TCK的自述

Cathy Adams搞了個TCK派對,與TCK比較世界觀

 

我是個只有單一文化背景的孩子,所有親戚就住在附近,距離我成長的地方不到兩小時車程。我要待到15歲才首次搭飛機,我與好友自小一起長大。這種背景令人覺得我一定是個未見過世面的鄉下妹,或是一隻在井底洋洋自得的青蛙。

後來,我隨印度裔的英國丈夫移居香港,這裡令我更覺得自己是一個英國人。

與其抱怨自己缺乏第三文化的滋養,我決定為香港的TCK舉行一個派對(特此鳴謝位於卑利街的酒吧Edition Bar,那裡逢星期一雞翼只售5港元,配韓國燒酎風味一流,不能錯過)。

他們十分熱愛這個洋溢異國情調的TCK身份,有一位甚至建立了一個關於第三文化的生活潮流網站Third Culture,討論相關的議題。

不過,求學的時候TCK就只想融入同學圈子。即使到現在,他們都說不想跟家人分開,一位更說身為TCK,最慘的就是要向別人解釋做TCK的滋味如何。他們都極具同理心,不過這並非只限於TCK,仍想念埃塞克斯郡酒吧和醋鹽薯片的我也懂替人設想。

最後,多謝Edition酒吧上佳的氈酒雞尾酒,TCK先生(tcthirdculture.com)Harry Oram稱我為榮譽TCK,我會把這份榮譽帶回家鄉。

為何選擇香港為家?

對很多人來說,我的樣貌跟我的口音或成長背景同樣令他們感到困惑。作為歐亞混血兒,我的臉孔讓人無法辨別我的種族。在東南亞,人們用泰語、越南話、菲律賓語、印尼語等當地語言來跟我打招呼,可是這些語言我一種也不會說。與此同時,英國的人則認為我是華人。至於在香港,長著我這副臉孔的人在說廣東話,總是令周圍的人大感驚奇。在中國內地,人們看我一眼就斷定我是新疆來的,因為那裡的人多少都帶點外國血統。被當作自己人看待,感覺真好。

能夠在香港長大,我自覺非常幸運。這是一個身分多元的都會,除富有英國殖民地遺留的色彩,亦有20世紀40、50年代南遷的中國移民,以及回歸後香港人的獨特群體。一直以來,這個都巿都放開懷抱,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商旅、移民和外來人,是個不折不扣的第三文化城巿。

而且這座城市讓我相信,TCK的力量並非源於飄泊或無根。我們可以選擇以任何地方為家;我們可以自行建構自己的身份而毋需接受別人強加於我們的身份。至於我,我選擇了香港。

我們應該怎樣稱呼你?

我唯一想改變的,就是「第三文化孩子」這個名稱。我總覺得這個詞語不夠貼切,可惜還未有人想出個更好的來代替。「孩子」這個說法尤其不妥當,把我們統統當作淺薄而只會周遊列國玩樂的千禧世代,也就是在Instagram上炫富的TCK。

Van Reken已將研究的課題擴展至「跨文化孩子」,以涵蓋更廣泛的全球化經驗。她解釋道:「我們集中討論TCK的優勢,可是卻忘記了,一個少數族裔小孩每天去上學,就是一趟跨文化之旅。他們也在學習適應跨文化技巧,但卻未有得到任何人的肯定。我認為我們對這方面的認識只是剛剛開始而已。」也許,我們只需靜待這種情況繼續發展,直至人人都擁有多元文化視野;那時TCK就會再次成為「普通人」。

第三文化孩子的前景將會如何?如果夠運的話,就會成為影響全球的主流力量。科技發達,加上旅遊日益普及,令世界變得愈來愈細小,而我們靈活變通的適應力和多元文化的背景,將成為日益重要的資產。

為什麼你要討厭我們?

不過,當我以為我們正逐步邁向一個全球化及擁抱多元文化的未來,事實上卻事與願違,TCK似乎變得惹人討厭。大概從去年開始,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還有在土耳其、菲律賓、印尼、中國等多個國家抬頭的民族主義情緒,令部分TCK感到震驚。我們覺得這些事情恍似向我們部分人摑了一記耳光,現在也許只有自我封閉和民族主義才是唯一的全球化事情。

雖然我明白這些事情為何發生,不過我這種世界公民過著寫意的日子,並沒有吃苦,我並沒有因為全球化受害,反而令我得益。同時,世界愈來愈小,很多人可能因此感到喪失了身份,這個世界已不如往昔這樣單純,因為帶著多元文化、對地方歸屬感模糊的TCK來臨,我們TCK代表在單一文化土生土長的人可能會抗拒和討厭的東西(見另文)。這難免令人感到諷刺,我們TCK一直在不同的文化苦苦尋找自我身份,現在卻輪到清楚知道自己文化所在的人感到備受威脅。

不過,Van Reken認為,即使這個世界在表面上看來出現嚴重的分化,TCK的多元文化視野仍可望將我們再次拉近。她表示:「我們對自己的底蘊來歷愈清楚,就愈有能力運用它來連繫其他人。」

說到底,TCK的出現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們的父母在某一天決定告別舒適的家園與安穩的生活,到外面去闖一番新世界。他們在異地建立新的家庭,更將這種新的世界觀植入我們的基因中。因為父母所作的抉擇,我們就此成為第三文化孩子。我們具備包容、開放,接納不同人和事的性格;我們足跡遍全球,而其他人亦會緊隨在後,最終成為我們的同路人。

樂讀第三文化

TCK是個不斷增長的社群,他們亦以文字和音樂創作了不少作品,為探索跨文化身份提供別有見地的新角度

 

Viet Thanh Nguyen的《The Sympathiser》以流麗的筆觸與黑色幽默,檢視越戰後的歐亞混血兒與第三文化身份。

 

Junot Díaz的《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以波多黎各的西班牙式英語,描寫書呆子的童年時光,令人叫絕。

 

Mohsin Hamid的《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探討處於東西方世界與文化夾縫之間左右為難的處境。

 

Marjane Satrapi的《Persepolis》以優美的圖像小說將伊朗和奧地利連繫起來。

 

Madeleine Thien的《Do Not Say We Have Nothing》細訴中國移民在加拿大的故事。

 

Zadie Smith的《White Teeth》回溯幾代移民小孩在倫敦的足跡。

 

〈Constantly〉–Emmy the Great生於香港的唱作人Emmy the Great是歐亞混血兒,曾在倫敦居住,現定居紐約。她分別為這首歌灌錄了英語和國語版,向她的兩個文化根源致敬。

〈Immigrants (We Get the Job Done) 〉– The Hamilton Mixtape 原曲由TCK劇作家兼演員Lin-Manuel Miranda撰寫,由一眾嘻哈巨星以多國語言唱出,包括索馬里裔加拿大饒舌歌手K’naan、墨西哥裔美國歌手Snow Tha Product及英籍巴勒斯坦演員Riz MC(電影觀眾應對他在銀壇使用的名字Riz Ahmed較為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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