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生活

城市中的哲學家

競爭激烈的城市或是遠離煩囂的鄉郊對心靈更有益? 撰文:王偉雄 & 朱立安巴吉尼 ,插畫:CECIL TANG

東方觀點:有識之士擇地而居

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有不少都喜歡偶爾遠離城市的繁囂,走到山林鄉野間,清靜一下,或遠足野餐,或露營觀星,或在度假村屋與親友閒適地過幾天;主動接近大自然,除了享受較清新的空氣,還可以減慢平時過急的生活節奏,以放鬆緊張的精神。然而,如果你問這些城市人是否願意長居鄉間,相信他們絕大多數會表示不願意;城市生活無論在衣食住行和娛樂各方面都十分方便,而且選擇多姿多采,在城市住慣了,偶爾到鄉間稍作逗留,他們會樂在其中,可是,假如要他們在鄉下地方長住,恐怕連清新空氣都會化為悶氣了。

無論是古時或現代的中國,在鄉下與城市之間擇居,從來都是一個感情上的選擇。

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對在鄉間和城市之間移居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是其他文化沒有的。中國的科舉制度由漢朝開科取士開始,政治權力向民間的讀書人開放;科舉不只是為了通過考試以選拔最優秀的治國人才,否則取士便應只有「唯才是擇」這一標準,但事實上歷代取士大都依從地區均衡分配的原則,可見科舉制度還兼顧到地方代表性。因此,很多透過科舉而當官的人是來自農村的讀書人,這些鄉間的讀書人形成中國古代獨有的耕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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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對鄉間和城市的分別有一個政治上的理解:城市是政治活動和權力的所在,到城市去,代表參與政治(至少是企圖參與政治);鄉間的生活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說「帝力於我何有哉」(《擊壤歌》),到鄉間生活,代表遠離政治,即所謂「退隱」也。

退隱,不只是隱居,還有從官位或其他政治活動中退下來的意思,否則就談不上是退了。隱居其實不一定要在鄉間田園,有些人甚至認為「小隱隱於山,大隱隱於市」;至於退隱必定是到鄉間去,那是由於鄉間才有「退」的象徵意義。

事實上,古代很多讀書人都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退隱的:因為仕途坎坷,官場失意,再混下去也沒什麼好處,便只好退下來,歸隱田園;另一些則較高潔,是因為政治腐敗而不願繼續參與其中,體現了儒家理想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 • 泰伯》)。儒家參與政治的最高境界,是孟子對孔子的形容:「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孟子 • 萬章下》)不得已而酸溜溜的退隱,是等而下之的。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也許還有「退隱」這個概念,但那已經不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因為現代的政治無處不在,而且由於鄉村和城市之間的交通方便,鄉村也有電話、電視、互聯網等資訊服務,即使住在鄉村,也未必是真正的隱居了。

有趣的是,今時今日來自鄉下的亞洲年輕人要真正融入城市,也不是容易的事,因為「來自鄉間」這個身份成了被歧視的標籤。最佳例子莫如最近憑〈我是范雨素〉一文在網上「爆紅」的「鄉間作家」范雨素,她這篇自傳式的文章講述自己如何從湖北鄉下的家來到北京,最後在一個富裕的家庭內當褓姆的故事。文章內容豐富,筆觸樸實而細膩,感人至深。可是卻有不少住在城市裡的人對她的文章諸多挑剔,總是要找些理由來貶損她,這種態度恐怕只是基

於「城市人看不起鄉下人」這種源遠流長的心態而已。

 

西方觀點:我們需要改變城市的價值觀

聯合國於2014年宣佈全球首次有半數以上人口居於城市。至2050年,都市人口更會佔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雖說城市稱霸全球不過是本世紀才出現的現象,但幾千年來西方哲學都是不折不扣的城市產物。城市塑造歷代思潮的輪廓,一如摩天大樓構成現代都市的天際線一樣。

西方哲學發軔於古希臘,在當時最偉大的雅典城邦茁壯成長。這背景幾乎肯定影響到哲學家思考人生的著眼點,以及他們所得出的答案。例如阿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人生,是生而為雅典的自由人,可以享受奴隸的侍奉,而不是生於伯羅奔尼撒的農民,終生都要與大自然辛苦搏鬥。他的結論是,人生的至善莫過於沉思默想,而只有像他那樣的城市人方能享有這種生活方式。至於柏拉圖,當他構思心目中的理想國時,亦是以小城邦為藍本,而非廣袤的帝國或國民人數不多的小國。

邁進現代,城市仍是孕育哲學的搖籃。啟蒙運動在阿姆斯特丹、巴黎和愛丁堡大放異采,這三個城市都是貿易樞紐,海納百川,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前來做買賣和交流,難怪理性的概念能夠超越時間和地域的限制,成為普世標準。

西方人習以為常,渾然不覺這種思維方式是他們的思想特質。他們認為哲學是普世共通的,我去年在夏威夷出席以「地域」為主題的東西方哲學家會議時發現,只有西方哲學家無視地域概念。席間,各地學者就議題踴躍發言,但研究西方哲學的與會者卻沒有多少話可以講;而我應付的方法,就是談論西方哲學中缺乏「地域」這一概念。

圖說東西: 在餐廳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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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Yang Liu

城市生活的其中一個特色,是人情薄如紙。你每天碰到的人,大部分是不相識的,當中許多人亦從此不再相見。因此,西方哲學文化產生出以客觀自居的倫理哲學並不為奇。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誕生的功利主義。當時工業發展蓬勃,工業革命正以全速前進,能夠造福最多人的就是善行,而惡行當然就損害大多數人的福祉。被你損害或得益於你的人,跟你個人有什麼關係並不重要。正如功利主義始祖邊沁的格言謂:「每個人的權利應被視為處於等同地位,沒有人的權利比其他人重要」。此說在重視親戚朋友關係的農村是很難引起共鳴的。

也許,來自城市的西方哲學最大的盲點,就是對自然界的普遍漠視。17世紀英國哲學家Hobbes著名的文明定義,就是與「自然狀態」的對比。在他眼中,自然界是一場草木皆兵的戰爭,物種互相廝殺,生命「險惡、殘暴而短暫」。Hobbes的誇張修辭反映西方哲學界普遍存在的偏見。對哲學家而言,野性的大自然是理性社會的反面。原始人在野外如魚得水,只有文明的思想家才能隔著理性的距離來了解大自然。

盧梭可說是持相反意見人士中的表表者,他對當時以啟蒙自居的巴黎嗤之以鼻。雖然說他提倡回歸「高貴的野蠻人」的年代是穿鑿附會,但他確實認為在現代社會迫使我們大量聚居於城市,以房屋和街道將人與自然隔離之前,人的存在的確較簡單純粹。

今天,與其說盧梭的言論是浪漫的感歎,不如說是具有遠見的預言。雖然城市的活力和創意依然備受世人推崇,我們卻愈來愈意識到城市生活帶來的問題。城市人的精神健康問題較為普遍;貧富不均亦在城市更加猖獗,城市裡的富人左右世界大局,而貧民則為糊口而成為服務富人、遊客和商務旅客的廉價勞工。

城市將永垂不朽。但哲學也許能幫助我們尋回部分失落於鄉野的價值,使我們能建構一個更人性、更人道的城市環境。桑德爾和沃爾澤等社群主義思想家主張雙管齊下,透過建立實質的人倫關係和抽象價值,促進社會團結。提倡「關懷倫理」的Carol Gilligan等人亦強調情緒和人際關係在道德體系中的重要作用。至此,令個人在官僚體制內變得面目模糊的城市價值,終於與鄉野一直持守和重視的人倫關係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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