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和文化

哲思印度

西方人至今仍喜歡到印度尋找心靈上的啟悟,不過印度對中國與西方思想的影響卻要從歷史中定論。插圖:CECIL TANG

西方觀點:印度擁有西方認為本身缺乏的東西

朱立安巴吉尼

 

披頭四樂隊於1968年2月,前往印度北部的Rishikesh,在瑜伽大師瑪哈禮師.瑪赫西.優濟座下學習超覺靜坐。這四位名利雙收、以享樂為尚的搖滾巨星,在妻子、女友、助手,以及一眾傳媒簇擁下,遠赴東方追尋簡樸生活與靈性修養,正好成為西方對印度著迷最強而有力的象徵。

自1960年代開始,甚或在更早以前,印度一直被西方視為其反面。簡而言之,西方盛行物質主義,而印度則著重靈性;紐約在心靈上貧乏的程度,正好與新德里的內心豐

盛遙相對照。於是當西方人發現自己經濟優裕,但卻心靈空虛之時,他們紛紛將目光投向印度,尋求別的出路。

然而這些慕道者往往發現,捨棄西方價值觀比他們想像來得困難。以披頭四一夥人為例,即使在清修之地,個人主義亦如影隨形。當我置身佛陀悟道的印度比哈爾邦菩提迦耶時,就不禁想起這個問題。前來這裡的訪客大多來自其他佛教國家,他們三五成群結伴而來,服飾裝束大同小異。西方來客為數不多,而且都是單人匹馬;至於穿衣打扮,則各有個人風格。我看見一個盤腿而坐的女子,頂著悉心打理的髮型,衣著入時。另外一個男人坐著冥想,卻仍然戴著太陽眼鏡;他大概沒有想過,既然已閉上眼睛,太陽眼鏡還有什麼作用?如果冥想的其中一個目的是破除我執,這些人的修行之路仍然十分漫長。

我又注意到,踏上東方靈性之旅的人,絕少認為他們是放棄了感官歡愉,只不過是選擇更優質、更簡單的享受而已。這些人會嘗試說服你,扁豆和米飯比起甘膩豐厚的「垃圾」食品更好,卻並非認同簡樸平淡的苦行生活。他們並未捨棄著重享受和追求個人快樂的生活方式,只是以更簡單、更便宜和有效的方法爭取;西方重視自我滿足的目標不變,只是達成這個目標的手段不同罷了。

或許這正是許多人不能徹底地捨離世間逸樂的原因。披頭四跟瑪哈禮師一起學習

時,肯定沒有禁欲,而許多報道亦暗示,他們並沒有遠離酒精和毒品。他們所謂「簡樸」的居所,以當地標準而言,也奢華得形同皇宮。

這聽起來或許太過憤世嫉俗,但若與印度音樂家Ravi Shankar對那些聲稱景仰他的西方嬉皮士的批評相比,卻是溫和得多。披頭四結識Shankar後,成員George Harrison於1971年在孟加拉舉行音樂會時,將後者介紹予西方廣大聽眾認識。Shankar嘲諷那些前來欣賞他演出的人為「標奇立異的怪人」。對這些樂迷來說,摒棄西方價值觀不過就是興奮狂歡、縱慾和輟學。Shanker目睹參加音樂會的人「濫藥後進入瘋狂的狀態,尖叫、大吼、吸煙、自慰和性交」的景象,令他大驚失色──他只希望人們能夠以尊重的態度專注聆聽其音樂。他炮轟道:「若這是巴哈、貝多芬或莫札特的音樂會,你們就不會如此放肆。」

對許多人而言,冥想和印度古典音樂猶如毋需藥物的迷幻之旅。就連披頭四裡對瑪哈禮師最虔誠的George Harrison,在首次與瑪哈禮師會面時,劈頭就問:「有什麼真言咒語教我念?」,態度就如索食大麻般輕佻,彷彿靈性修持就像毒品般可以信手拈來。

此外,西方亦往往過分美化印度,甚至以為印度人比其他人更具靈性修為。真相是,瑪哈禮師遠非超脫世俗的高人,他聚斂巨額財富,更有報道指他雖宣稱禁欲,卻曾與部分女性追隨者發生關係。

蘇格蘭歌手Donovan、美國樂隊The Beach Boys成員Mike Love和美國女演員Mia Farrow等一眾西方名人,都曾跟隨瑪

哈禮師修行,但能夠長期修道的只有Harrison等寥寥數人。現在西方人修習超覺靜坐,或是源自古老靈修哲學的瑜伽時,往往只視之為促進身心健康的工具,而並非為了達致解脫或悟道的終極目標。

我認為太多對西方幻想破滅的人,對印度有過高的期望之餘,卻又未能全情投入其中。他們希望印度保持比任何人類文化更純粹的靈性,同時又期望印度的宗教和哲學不要動搖他們追求自我滿足這個基本的宗旨。

這也許解釋了何以絕大部分西方人的印度宗教修行體驗,最終都只淪為一趟靈性觀光。披頭四的John Lennon似乎對此深有體會;他從印度返回英國時,一位記者問他瑪哈禮師是否「有高深的修為」,Lennon回答:「我可不知道他的道行有多高,但我們在印度享受了一個美好的假期,好好休息了一番才回來。」

東方觀點:並非只有一個「東方觀點」

王偉雄

 

關於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差異,去年10月便發生了一場外交小風波。在一個全國旅遊業慶祝活動的典禮中,印度內政部長辛格在致辭時,特別提到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他的說法是:「印度不費一兵一卒,就在文化上控制並支配了中國逾兩千年。這就是印度的影響力!」辛格還搬出中國文化名人胡適來助陣,聲稱就連胡適也贊同他的說法。

附屬中國官方《人民日報》的《環球時報》立即撰文反

駁,批評辛格此說誇大其辭,不過是為了激發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文章還指出佛教在印度早已式微,印度在現代的主流宗教是印度教,即使古代的印度文化曾經對中國產生影響,也不代表現在的印度文化對中國有何影響。

於是,本專欄就出現了一個難題。讀者都明白東、西方文化之間有根本的差異;然而中國與印度雖然在地理上屬於「東方」陣營,兩國的哲學思想卻絕不能混為一談。

那麼,辛格所言,究竟是否屬實呢?首先,不容否認的是,中國曾經深受印度文化影響。佛教早在漢朝時即傳入中國,其後流傳到全國各地,單看全國佛寺之多,便可以知道佛教對中國的影響確是非常深遠。在中國文化裡,佛家、儒家及道家鼎足而三,各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佛家不但在宗教上影響中國民間的信仰和習俗,其哲學思想還深入讀書人的世界,從而對中國的哲學思想、文學創作以至藝術審美均產生重要的影響。

不過,辛格的發言顯然是言過其實 了。印度文化對中國有深遠的影響,這是事實,但這並不等於印度「在文化上控制並支配了中國逾兩千年」。佛教傳入中國後,是經過了深刻的本土化之後,才能夠廣泛流傳,漢傳佛教與印度本來的原始佛教,已有很明顯的分別。在中國盛行的禪宗,便是充滿中國色彩的佛教,不再是印度的佛教。禪宗後來又影響了宋、明兩代的理學,若要問那是否印度文化影響中國,你可以答「是」,也可以答「不是」,因為那種影響已是相當間接的了。

辛格搬出胡適來支持他的說法,其實甚具反諷意味,因為胡適雖然承認印度佛教對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甚至稱佛教東傳時期為中國的「印度化時代」,但他對這種影響的評價是十分負面的。胡適曾經這樣說:「我必須承認我對佛家的宗教和哲學這兩方面皆沒

有好感。事實上我對整個的印度思想從遠古時代,一直到後來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認為佛教在全中國自東漢到北宋千年的傳播,對中國的國民生活是有害無益,而且危害至深且巨。」(見唐德剛整理《胡適口述自傳》第12章)如果胡適對印度思想的評價是對的話,那麼,印度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愈大,便愈是有害無益。不過,胡適的說法雖然沒有辛格的那麼誇張,卻不免偏頗,例如他說的「印度化」,便有點用詞不當,應該是「佛教化」才對。此外,佛教對中國國民生活的影響也不盡是壞的,只是由於胡適本人推崇科學、痛恨迷信,因此從單一角度來評價佛教,才會得出這種失諸公允的結論。

無論如何,一個文化對另一個文化的影響是很複雜的事,必須深入研究才可以弄清楚。中國一直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在古代有印度文化,在近代則是西方文化,但中國文化卻對印度和西方都沒有影響。為什麼會這樣?我在此大膽地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儒、道兩家的思想及道教作為民間信仰,都缺乏宗教的感召力量,加上這兩種思想對科學和政治沒有產生重要的影響,容易被人視為守舊或不夠進步,自然影響不到自啟蒙時代以來就崇尚進步的西方文化。

圖說東西

劉揚作品

編輯精選

發現更多

Cathay Travell Book

關於

這個網站囊括了國泰航空及國泰港龍航空兩本機上雜誌《Discovery》與《絲路》的精采內容。下次當你再乘搭國泰航空或國泰港龍航空時,歡迎取閱機上的印刷本雜誌。
Discovery Book Silkroad Book